又一個新學年開始了。近日，廣州有媒體對廣州外來工子弟學校進行調查時，聽到辦學者這樣一段最辛酸的描述：不管哪一層次流動人口子弟學校，校園里清一色的“外”和清一色的“低”——外來工管理、外來工執教、外來工子女就讀；低投入的學校，低工資的教師，低收入的農民工子女。

　　外來工子女不是私生子，這是常識；外來工子弟學校，也不應該是國民教育體系的“私生子”。然而，無論是外來工子弟學校，還是在這些學校就讀的外來工子女，他們的身份都沒有享受到應有的“國民待遇”。

　　華南師范大學基礎教育培訓與研究院副院長王紅，帶領學生用4年時間調查形成了《廣州市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研究報告》，該報告顯示：截至去年底，廣州有51萬農民工子女在穗接受義務教育，但六成在民辦學校就讀，廣州既無法真正做到義務教育“以公辦為主”，又對民辦學校財政資助嚴重不足。

　　正因為這種“嚴重不足”(當然還有其它原因，例如年審、稅收、用地、融資、教師隊伍建設等政策上的歧視)，造成了外來工子弟學校始終在低水平上徘徊，有的還面臨關停、倒閉的危機。

　　城市化的進程決定了外來工及其隨遷子女的隊伍不斷擴大。在流動人口大量涌入的廣州，這一社會現象尤為突出。客觀地說，為了填補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不足，從1994年出現第一所外來工子弟學校至今，目前廣州的這類學校已經有約200所。有教育界人士指出：這些學校幫了政府，幫了社會的大忙。但在許多外來工子女流入地，當地政府部門只是對外來工子弟學校進行“監管”和“規范”，甚至任其自生自滅，根本上談不上扶持和服務。

　　廣州雖然從2008年起設立了民辦教育發展專項資金，每年約1000萬。但區區1000萬，對眾多民辦學校，無疑是僧多粥少。據調查，辦得好的學校可獲15萬元，有些學校可獲幾萬元，很多的學校則根本沒機會獲得資助。此外，由于這筆專項資金是用于改善教學設備的專款，所以基本上起不到減輕外來工子女就學負擔的作用。

　　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礎。如何解決好外來工子女就學的問題，根本出路是在中央財政的支持下，建立起以流入地政府為主、以公辦學校為主的外來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保障機制。與此同時，政府應加大對外來工子弟學校的扶持力度，通過購買學位等方式，對其進行經費補貼。

　　外來工子弟學校及其就讀的外來工子女能否擺脫“私生子”待遇，能否公平獲得教育資源，不僅影響“新廣州人”家庭的前途，更關系到未來“新廣州人”的素質。我以為，外來工子女教育，不僅是外來工的家事，也是政府的政事。

　　提供義務教育本來就是政府應當承擔的責任，不能再推給社會，推向市場了。